袁仲贤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度大使
袁仲贤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度大使

作者:  发布时间:2020-10-30   浏览次数: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,开始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为适应这种形势,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,要求他们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的战略、策略思想和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,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、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。经过层层筛选,中央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。他们是黄镇(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,出使匈牙利)、耿飚(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出使瑞典)、袁仲贤(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,出使印度)、韩念龙(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,出使巴基斯坦)、王幼平(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,出使罗马尼亚)、姬鹏飞(三野七兵团副政委,出使民主德国)、彭明治(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,出使波兰)、谭希林(三野山东军区副司令员,出使捷克斯洛伐克)、倪志亮(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,出使朝鲜)、曹祥仁(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,出使保加利亚)、冯铉(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,出使瑞士)。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,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“将军大使”。

印度是1947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大国。1949年除夕,印度继缅甸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,并率先派代表于1950年1月到达北京,同中国代表进行建交谈判。4月1日,中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。1950年4月,袁仲贤被任命为驻印度首任大使。同年8月上旬,袁仲贤带领40多人离开北京,途经香港,于9月9日乘船抵达印度加尔各答,受到西孟加拉邦政府官员、印度许多团体的代表和青年、工人、学生以及当地华侨1000余人的热烈欢迎。

9月13日,袁仲贤一行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。9月14日,尼赫鲁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袁仲贤大使一行,设宴为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洗尘。这是印度政府当局破例特殊的安排。袁仲贤向尼赫鲁转达了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致意。

9月18日,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。仪式结束后,普拉沙德总统亲自陪同袁仲贤大使等人进入会客室叙谈片刻后,主持盛大午宴宴请袁仲贤大使和使馆主要官员。

当袁仲贤一行步入宴会大厅的过道上,发现有两名美国人站立一旁等候。普拉沙德总统停下来,向袁大使作了介绍,其中一人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·道格拉斯。他们两人是到印度旅游的。总统也邀请他们两人参加午宴。考虑到中、美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,袁仲贤面露不悦之色,只是略略点头。席间,普拉沙德与之谈论和平问题,意在表明他们反对战争,有引我表态之意。袁仲贤始终未置一词,席间亦很少用餐,以这种特殊方式表示了对东道主这一安排的不满。

宴会完毕后,印方安排合影,袁仲贤示意申健参赞,不想和与递交国书无关的人士合影。这使道格拉斯十分尴尬,他只好和另外一个美国人离开宴会厅走了。这是袁仲贤上任遇到的一个意外场合,他表现的不卑不亢的态度,给印方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初到印度,袁仲贤大使一行除了迫切的外交事务,便是集中全力筹办国庆招待会。他为此特地开了动员会,号召使馆全体人员发挥主动和团结一致的精神,把完成这一活动当作使馆的首要政治任务,要举办一个能体现新中国精神面貌、隆重、大型的国庆招待会。

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,10月1日晚上7点半,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内热闹非凡,印度政府各部门官员、印度知名人士、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华侨、与我有外交关系或友好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,约1000余人,参加了由袁仲贤大使主持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。尼赫鲁总理携英迪拉·甘地也破例前来参加,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。招待会大厅里,摆放着由国内带来的供陈列的名贵工艺品,琳琅满目;各式茶点、糕点、啤酒和各种饮料,供应不绝。招待会一端摆满了新中国开国纪念册,另一端于晚上9点半放映《新中国的诞生》纪录片。来宾们无不对使馆在短时间内能举办如此宏大、精致、丰盛的招待会表示惊讶,称赞这是了不起的盛举。

在袁仲贤担任驻印度大使任内,中印实现了两国总理互访,形成友好高潮。1954年6月25日至28日,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国际会议的休会间隙,应邀对新德里作正式访问。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访问,受到了尼赫鲁总理和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,“印地——秦尼巴依巴依”(印中人民是兄弟)的欢呼声响彻印度上空。

周恩来访印期间,袁仲贤始终陪伴在他身边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中印两国总理在短短的几天里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会谈,双方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,写入中印联合声明。尼赫鲁总理还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意见,把五项原则作为中印两国的共同倡议,扩大到东南亚,由此在国际外交上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在印方的接待日程中,曾临时加进了访问克什米尔的项目。印方接待人员解释说,那里是尼赫鲁的诞生地,风光明媚,气候宜人,是旅游憩息胜地。周恩来对克什米尔的历史背景十分了解。由于历史原因,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争执的焦点,双方各占一半,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介入,主张由印、巴双方协商解决的原则立场。所以,袁仲贤就印方的日程发表意见,认为中方不宜以访问的方式介入印巴这一争端,得到周恩来的肯定。于是,袁仲贤当即交代申健参赞以周恩来总理这次访问时间短促,难以到边远地区参观为由,婉谢了印方访问克什米尔的安排。

3个月后,尼赫鲁总理由英迪拉·甘地等人陪同,于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正式访问。袁仲贤全程陪同。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,受到了北京1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尼赫鲁,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。

袁仲贤大使陪同尼赫鲁访华返回后,立即投入与尼泊尔建交的活动之中。1955年7月,袁仲贤以特命全权首席代表的身份,同康矛召、毕朔望两位代表一道赴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商讨中尼建交事宜。双方经过谈判,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,于8月1日达成协议,正式建交。同日,毛泽东主席任命袁仲贤为首任驻尼泊尔大使。8月3日,袁仲贤大使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·沙阿·德瓦递交了国书,出色地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。

1956年初,袁仲贤奉调回国。回国后,袁仲贤就任外交部副部长,成为继张闻天和姬鹏飞之后第三位调任此职的驻外使节。但此时袁仲贤已绝症缠身。早在1954年回国陪尼赫鲁访华之前,医生就发现他的右肺上叶有一小块阴影。为了工作,袁仲贤未加重视,照常工作和活动。直到1956年5月,袁仲贤赴莫斯科就医,复查胸腔疾病,才发现肺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,无法切除。

1956年国庆后,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。1957年2月16日,与世长辞,终年53岁。在得知袁仲贤病逝的消息后,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特发电悼唁,印度驻华大使拉库·尼赫鲁悼唁说:“袁将军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职务,在印度所做的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紧密关系和合作的可贵工作,将永远受到怀念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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