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，开始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为适应这种形势，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，要求他们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的战略、策略思想和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，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、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。经过层层筛选，中央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。他们是黄镇（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，出使匈牙利）、耿飚（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出使瑞典）、袁仲贤（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，出使印度）、韩念龙（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，出使巴基斯坦）、王幼平（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，出使罗马尼亚）、姬鹏飞（三野七兵团副政委，出使民主德国）、彭明治（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，出使波兰）、谭希林（三野山东军区副司令员，出使捷克斯洛伐克）、倪志亮（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，出使朝鲜）、曹祥仁（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，出使保加利亚）、冯铉（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，出使瑞士）。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，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“将军大使”。

一

印度是1947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大国。1949年除夕，印度继缅甸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，并率先派代表于1950年1月到达北京，同中国代表进行建交谈判。4月1日，中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。1950年4月，袁仲贤被任命为驻印度首任大使。同年8月上旬，袁仲贤带领40多人离开北京，途经香港，于9月9日乘船抵达印度加尔各答，受到西孟加拉邦政府官员、印度许多团体的代表和青年、工人、学生以及当地华侨1000余人的热烈欢迎。

9月13日，袁仲贤一行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。9月14日，尼赫鲁总理兼外交部长接见袁仲贤大使一行，设宴为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洗尘。这是印度政府当局破例特殊的安排。袁仲贤向尼赫鲁转达了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致意。

9月18日，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。仪式结束后，普拉沙德总统亲自陪同袁仲贤大使等人进入会客室叙谈片刻后，主持盛大午宴宴请袁仲贤大使和使馆主要官员。

当袁仲贤一行步入宴会大厅的过道上，发现有两名美国人站立一旁等候。普拉沙德总统停下来，向袁大使作了介绍，其中一人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·道格拉斯。他们两人是到印度旅游的。总统也邀请他们两人参加午宴。考虑到中、美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，袁仲贤面露不悦之色，只是略略点头。席间，普拉沙德与之谈论和平问题，意在表明他们反对战争，有引我表态之意。袁仲贤始终未置一词，席间亦很少用餐，以这种特殊方式表示了对东道主这一安排的不满。

宴会完毕后，印方安排合影，袁仲贤示意申健参赞，不想和与递交国书无关的人士合影。这使道格拉斯十分尴尬，他只好和另外一个美国人离开宴会厅走了。这是袁仲贤上任遇到的一个意外场合，他表现的不卑不亢的态度，给印方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二

初到印度，袁仲贤大使一行除了迫切的外交事务，便是集中全力筹办国庆招待会。他为此特地开了动员会，号召使馆全体人员发挥主动和团结一致的精神，把完成这一活动当作使馆的首要政治任务，要举办一个能体现新中国精神面貌、隆重、大型的国庆招待会。

经过近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工作，10月1日晚上7点半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内热闹非凡，印度政府各部门官员、印度知名人士、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华侨、与我有外交关系或友好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，约1000余人，参加了由袁仲贤大使主持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。尼赫鲁总理携英迪拉·甘地也破例前来参加，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。招待会大厅里，摆放着由国内带来的供陈列的名贵工艺品，琳琅满目;各式茶点、糕点、啤酒和各种饮料，供应不绝。招待会一端摆满了新中国开国纪念册，另一端于晚上9点半放映《新中国的诞生》纪录片。来宾们无不对使馆在短时间内能举办如此宏大、精致、丰盛的招待会表示惊讶，称赞这是了不起的盛举。

在袁仲贤担任驻印度大使任内，中印实现了两国总理互访，形成友好高潮。1954年6月25日至28日，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国际会议的休会间隙，应邀对新德里作正式访问。中国总理的第一次访问，受到了尼赫鲁总理和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，“印地——秦尼巴依巴依”(印中人民是兄弟)的欢呼声响彻印度上空。

周恩来访印期间，袁仲贤始终陪伴在他身边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中印两国总理在短短的几天里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会谈，双方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，写入中印联合声明。尼赫鲁总理还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意见，把五项原则作为中印两国的共同倡议，扩大到东南亚，由此在国际外交上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在印方的接待日程中，曾临时加进了访问克什米尔的项目。印方接待人员解释说，那里是尼赫鲁的诞生地，风光明媚，气候宜人，是旅游憩息胜地。周恩来对克什米尔的历史背景十分了解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争执的焦点，双方各占一半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介入，主张由印、巴双方协商解决的原则立场。所以，袁仲贤就印方的日程发表意见，认为中方不宜以访问的方式介入印巴这一争端，得到周恩来的肯定。于是，袁仲贤当即交代申健参赞以周恩来总理这次访问时间短促，难以到边远地区参观为由，婉谢了印方访问克什米尔的安排。

3个月后，尼赫鲁总理由英迪拉·甘地等人陪同，于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正式访问。袁仲贤全程陪同。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，受到了北京1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尼赫鲁，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。

三

袁仲贤大使陪同尼赫鲁访华返回后，立即投入与尼泊尔建交的活动之中。1955年7月，袁仲贤以特命全权首席代表的身份，同康矛召、毕朔望两位代表一道赴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商讨中尼建交事宜。双方经过谈判，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，于8月1日达成协议，正式建交。同日，毛泽东主席任命袁仲贤为首任驻尼泊尔大使。8月3日，袁仲贤大使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·沙阿·德瓦递交了国书，出色地完成了他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。

1956年初，袁仲贤奉调回国。回国后，袁仲贤就任外交部副部长，成为继张闻天和姬鹏飞之后第三位调任此职的驻外使节。但此时袁仲贤已绝症缠身。早在1954年回国陪尼赫鲁访华之前，医生就发现他的右肺上叶有一小块阴影。为了工作，袁仲贤未加重视，照常工作和活动。直到1956年5月，袁仲贤赴莫斯科就医，复查胸腔疾病，才发现肺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，无法切除。

1956年国庆后，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。1957年2月16日，与世长辞，终年53岁。在得知袁仲贤病逝的消息后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特发电悼唁，印度驻华大使拉库·尼赫鲁悼唁说：“袁将军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职务，在印度所做的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紧密关系和合作的可贵工作，将永远受到怀念。”